有趣的交友软件:柚子社合集-高峰枫｜金庸的译笔和憨直的恶棍
《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美]达蒙·鲁尼恩著，金庸译，广州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219页，52.00元
过早读完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是人生一大遗憾。因为，此后便不再有金庸的原创著作可读了。在漫长的余生中，只剩下无尽的重读，还有无穷的悔恨。幸好，金庸还是译者，早年不仅翻译了多部新闻纪实著作，还翻译过多篇江湖气浓郁的美国短篇小说。这本新版的《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虽属于金庸的文学译作，但无论是原著的主题和人物，还是译作的意境和语言，都能折射出作家金庸的趣味和偏好。若计算整体的“含金（庸）量”，我觉得这部译文集大约相当于半本《飞狐外传》，或者一点五篇《白马啸西风》，应名正言顺地进入“金学”领域。
金庸翻译的这位美国作家，今天译作达蒙·鲁尼恩（Damon Runyon, 1880-1946），金庸当年译作“丹蒙·伦扬”。我会继续使用“伦扬”这个旧译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必须与金庸保持一致。假如金庸没有翻译过伦扬，我当然不会花力气去读鲁尼恩。“伦扬”代表被金庸收服和归化的鲁尼恩，而不仅仅是查良镛喜爱的美国作家。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就是Runyon这个姓氏，美国人读作“阮尼恩”。第一个音节不读“鲁”，而读作奔跑的那个“Run”。所以，旧译“伦扬”听上去更有“润”的意味。
达蒙·鲁尼恩/伦扬
金庸这些译作的出版年代和版本目录信息，可见赵跃利先生《金庸与〈最厉害的家伙〉》一文（《上海书评》2023年7月15日）以及邝启东先生《另类金庸：武侠以外的笔耕人生》（2023年）一书的相关章节。为了方便初次接触这个话题的读者，我只概括最基本的情况。1948年，二十四岁的金庸刚刚入职《大公报》不久，就以“白香光”为笔名，翻译过两篇伦扬的小说，分别在9月和11月的《大公报》上连载。1952年6-7月，金庸以“温华篆”为笔名，一口气又翻译了三篇，刊登在《新晚报》上。其他几篇的翻译，大约完成于1950年到1952年之间。1956年4月，金庸选取自己翻译的伦扬七篇小说，合成一集，由香港的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这部译文集题为《最厉害的家伙》，正是取其中一篇小说的标题作为书名。广州出版社这次出版的《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共收金庸翻译的十二篇伦扬的小说，将当年未收入《最厉害的家伙》一集的作品也都纳入。现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将金庸的文学译著作系统、整体地阅读，既可以考较他的翻译功力，还可以推测这些1948-1952年之间完成的文学翻译，与他1955年开始的武侠创作之间是否会有一些隐秘的关联。
传神的译笔
伦扬的成名作发表于1929年，即金庸翻译的《记者之妻》一篇（“Romance in the Roaring Forties”）。随后，伦扬在杂志上持续、大量发表带有个人鲜明特征的小说，在1930年代红极一时。很多小说在他生前就被拍成电影，即使在他去世后也继续受到追捧。1955年发行的著名歌舞片《红男绿女》（Guys and Dolls）由马龙·白兰度、弗兰克·辛纳特拉、简·西蒙斯等明星主演，主要情节就来自伦扬的小说《萨拉·布朗小姐的美好时光》（“The Idyll of Miss Sarah Brown”）。伦扬的最大贡献，就是以批量高质量的短篇小说打造出一个百老汇的江湖。在纽约的赌场、夜总会、酒吧、赛马场，游荡着形形色色的赌徒、劫匪、混混、舞女。他们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又是地下世界的核心圈。在大萧条的惨淡与动荡中，在道德和法律的模糊地带，这些生龙活虎、张牙舞爪的人物，在伦扬笔下，组成独属于1930年代纽约的天龙八部。
伦扬的文风自成一体，动词永远用现在时，仿佛过去时在英文中尚未发明。他的小说用词简单，大量使用俚语，只要多读几篇小说的原文，就可以总结出一些高频词的大概意思。比如，手枪总是the old equalizer，子弹是slug，钱是scratch或者“土豆”（potatoes），炸弹是“菠萝”（pineapple），责骂是“牛肉”（beef）。为了译出俚语的味道，金庸有时会启用粤语俚语，比如“瓜直”（死）、“孤寒”（吝啬）等，以拉近与香港读者的距离。我不懂粤语，对金庸使用粤语是否恰到好处，没有能力评论，只觉得用读者熟悉的方言来翻译纽约黑帮的俚语，是不错的选择。
金庸译笔之生动传神，令人敬佩。即使不读原文，也能品到原作的纽约韵味。小说《记者之妻》里面的一段武打场面，如果将人名换成中国名字，我会认为是从金庸小说中摘取的：
她伸出左手，似乎要打达夫的脸，达夫自然把头向后一仰。但沙波拉左手是假动作，达夫头向后仰，肚皮当然凸了出来，她就用右手在他肚皮上猛击一拳。我一生中看过许许多多拳击比赛，但像这次那样清脆有力、姿势美妙，确实见所未见，叹为观止。（16页）
我对比了金庸的翻译和伦扬十二篇小说的原文，找到很多处上佳的译文。这里挑出三个例子，让读者了解一下金庸绝佳的译笔。
小说《超等大脚》（“A Very Honorable Man”）写一个马场经纪人名叫“大脚山姆”（Feet Samuels），交不起房租，又没钱交女友，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将自己的尸体预售给一位医生。他先收钱，承诺一个月之后自杀、交货。这个荒诞的情节触发了后续的系列闹剧。大脚一开始寻找买家时，屡屡碰壁，因为多数人觉得他脑子有病，所以直接报警。最后，唯有一人因特殊原因，竟愿意做这笔生意，但只肯出价四百美元，远低于大脚一千美元的报价。大脚转述这位医生杀价的理由，英文是：It seems bodies are not worth much right now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on the market。（读者此处不妨先按下暂停键，自己试译此句。）
（时间到。）这句直译便是：当前，尸体好像不值多少钱，因为市面上的尸体太多了。金庸译作：“似乎现在尸体的行市不俏，因为市场上来货很旺。”（28页）原文全都是小学英文的词汇，但经过增值的译文却吹送出浓烈的商贸风和交易所气息。至于为什么偏偏这位医生愿意接单，恕不剧透。
小说《十二枪将》（“Tobias the Terrible”）写一个一心向往纽约黑帮的小镇青年，偶然列席了一众江湖好汉的恳谈会。警察接到线报，突然杀到会场，好汉们措手不及，情急之下，将各自私藏的配枪全藏在小伙子一人身上。身揣十二支手枪的懵懂小伙儿，不堪重任和重负，跌倒在地，事遂发。警员大惊，因为只听说过“双枪将”，但江湖上从未听闻有“十二枪将”这样的剧盗。小镇青年因此上了报纸，出了风头，圆了自己的黑帮梦，还赢得佳人的芳心。
小说中警察进入酒馆搜捕时，有一句写江湖人士故作无辜，原文写：everybody is looking very innocent indeed, and all hands seem somewhat surprised at the intrusion of the gendarmes。直译便是：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无辜，所有人看到警察闯入都装作吃了一惊。金庸译作：“每个人都作确实非常清白状，每个人看见警察闯进来时都作异常惊讶状。”（139-140页）这里的“作清白状”和“作惊讶状”，重复“作……状”的句式，好像戏剧中的表情提示一样，将好汉们一惊一乍、挤眉弄眼、卖力表演的憨态全部刻画出来，直胜过原文。
小镇青年被当作江洋大盗押解进法庭一场戏，也是异常精彩。“十二枪将”登尼（真名唤作Tobias Tweeney）身边围满警察，绝对是重点保护人士，原文写作：Many photographers are hanging around to take pictures of Twelve-Gun Tweeney as he is led in handcuffed to gendarmes on either side of him, and with other gendarmes in front and behind him。直译便是：很多摄影记者围上去给“十二枪将登尼”拍照，他进来时警察都用手铐和他铐在一起，他身边两侧都是警察，前后也都是警察。
金庸译作：“‘十二枪将登尼’进来了，他左边有警察，右边也有警察，前面有警察，后面也有警察，大家都用手铐与登尼锁在一起，他进来时摄影记者就大拍其照。”（142页）原文写警察防范之严密，只说嫌犯左右两侧（on either side of him）、前面后面都有警察（in front and behind him）。金庸翻译时，为极写押解警察人数之多，将前、后、左、右的警察拆开，各用一句来描写，四次重复“警察”一词，让人感觉警力加倍。金庸在译文中制造的风雨不透的戏剧效果，让原文中的安保等级至少提升了一级。
类似的例子在这部小说集中还有很多，恕我不再列举。我认为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都极端出彩的，是《超等大脚》《马场经纪》《十二枪将》这三篇。如果能将这三篇小说一字不漏地对读原文，则无论是理解伦扬还是金庸的翻译，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憨直的恶棍
我有一个未经检验的意见：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之前、以及创作过程中间所写的所有非武侠文字，大都可视为他文学创作的准备。基于这个解释学信念，我认为他选择伦扬的小说来翻译，或许说明他在这些百老汇小说中读出了自己将要写出的江湖。在考评金庸的译笔之外，我在他的译作中依稀看到他未来小说中一些熟悉的身影。比如，在他译出的这十二篇小说中（以及他未译出、但很可能读过的伦扬其他的小说中），经常能见到一类典型人物：凶恶、狰狞、但同时又憨直、讲诚信的匪类。《马场经纪》（“The Snatching of Bookie Bob”）一篇最有代表性。这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931年9月，金庸的译文作为连载，最先刊登在1952年6月6日至14日的《新晚报》上，当时用的笔名是“温华篆”。此篇未被收入《最厉害的家伙》一书中。小说英文标题中的snatch是俚语，意思是“绑架”，bookie就是马场经纪人bookmaker的俗称，Bob是人名，金庸将此人称作“经纪鲍”。所以，小说的标题如果直译，就是《经纪鲍被绑票》。
小说中，大萧条年代里的三位绿林人士，为了偿还赌马的欠债，绑架了有钱而吝啬的经纪鲍，勒索两万五千美元的赎金。在闲聊中，绑匪头目老马哈莱（Harry the Horse）向人质正义凛然地申明他为人处世的两大原则：一，赎金一到，立即放人，说到做到，严守信用；二，自己平生绝不拖欠马场经纪的钱。听听绑匪掷地有声的道德宣誓：“我的话一句是一句（my word is my bond）……这是名誉攸关的事（obligations of honor）。”在等待筹集赎金的空档期，三名绑匪不幸赌瘾大发，通过这位被绑的人质用电话下注赌马。可惜三位运气不佳，大亏特亏，又不得不向经纪鲍借钱下注。结果一输再输，最后造成一个尴尬而荒诞的结局：绑匪反而欠被绑人质五万美元。此时，正在实施绑架罪的罪犯，却坚守道德底线。老马哈莱拿到两万五千元赎金之后，立即将这笔不义之财退还经纪鲍，先偿还了一半的欠账。随后，三名绑匪自谋生路，攒钱继续清偿欠经纪鲍的另一半款子。在这个故事中，绑匪不仅白忙活一场，反而给人质倒贴了两万五。这可能是百老汇绑架史上最不划算的一次生意，所以只可能出现在文学中。
小说中耿直的绑匪一边犯罪，一边顽固地恪守自设的道德原则，这让他们的罪恶显得滑稽可笑。伦扬的百老汇小说，往往有美化黑帮的嫌疑，他笔下的黑帮角色经常显得呆萌、蠢萌，被严重卡通化和感性化。这些看似狠辣的黑社会人士，常常展现出盗亦有道的精神，这使得他们的罪恶被软化，反而带上僵化而正义的侠盗气质。
在这些蠢萌的歹徒身上，我一眼认出《天龙八部》中的南海鳄神。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推测老马哈莱这样的匪徒，很可能就是南海鳄神这种人物类型的来源。这类角色都是无恶不作的大恶人，但在一些原则上却非常愚直，结果反而束手束脚，任人摆布。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很少见到。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南海鳄神的简历。《天龙八部》第四回中，他首次亮相，占据了将近三十页的篇幅（以香港明河出版社的版本为准），是这一回中最出彩的人物。他面目狰狞，穷凶极恶。但他向段誉和木婉清明确宣示了自己的道德原则：
我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作事越恶越好。老子平生只有一条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此外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天龙八部》，明河版，第一册，150页）
这条过早暴露的原则，成为他的软肋。段誉以经院哲学的论证步骤证明自己绝无任何还手能力，让南海鳄神陷入逻辑困境，无法下杀手。他看到段誉骨骼清奇，认定此人是武学奇材，不但不再追杀他，反而追着让段誉拜自己为师，让人感觉行事颠三倒四。到了第六回，段誉与他打赌，若三招之内不能取胜，“四大恶人”中的岳老三就必须拜大理青年段誉为师。结果，段誉依靠偷学的“凌波微步”取胜，而重然诺、轻生死的南海鳄神，“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向段誉连磕了八个响头”，痛快地行了拜师礼。
此后，尚不会任何武功、呆傻愚痴的段公子便成为南海鳄神的师父。在后面的第九回、第二十二回、第三十一回、第四十五回等处，金庸和其他武林人物不断拿此事说笑，而外号“凶神恶煞”的岳老三，虽不情愿，但始终信守诺言，基本认定拜师这一事实，甚至管钟灵、王语嫣叫“大师娘、小师娘”，最终死于尊师守信的原则。第四十八回，当有人要加害段誉时，南海鳄神忽然丢下恶人的面具，正义凛然地说：“他是我师父，那是货真价实之事，又不是骗我的，怎么可以伤他？”（第五册，2010页）此时，“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出手将他杀死，而一向对老大段延庆忠心耿耿、从不敢觊觎“四大恶人”首席位置、甘居老二的南海鳄神，临终之际突然披上一层悲剧的光晕：“南海鳄神大叫一声，倒在地下，胸背两处伤口中鲜血泉涌，一双眼珠睁得圆圆地，当真是死不瞑目。”（第五册，2011页）这个讲原则的恶人，至死都在保护并不把他当真的大理风流青年段誉，为了连名门正派都不太当真的道义而死。
这就是金庸所塑造的另类恶人的形象。南海鳄神一方面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但统计数字也显示他在书中只杀了几个没有名姓的道具角色），一方面在细枝末节上又意外地愚直、迂阔、迂腐、不切实际。一个凶残的恶人，却恪守与自己的邪恶不相匹配的道义原则，甚至死在自己的原则之下。同样，伦扬笔下那些呆萌而正义的黑道人物，本来是横冲直撞、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混混，但在他们蛮横、强悍、雄性指数虚高的外表下，同样隐藏着作家设计好的善良的弱点，让他们变成正义的恶棍、善良的强盗、温柔的悍匪。而这些人物都有可能影响了金庸后来塑造出的那些凶恶而憨直、狠毒而迂腐的恶棍。
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之外，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加入“伦扬”。因为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之前，已经在文学翻译中提前瞥见了未来的光景。借用一个西方的典故，在翻译伦扬时，金庸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他翻译伦扬的时候，话语像伦扬，心思像伦扬，意念像伦扬。既成了金庸，就把伦扬的事丢弃了。再借用解经学的概念，伦扬就是金庸的“预像”和“预表”。金庸透过伦扬，提前看到了未来的自己，他翻译伦扬就是“预创”了自己未来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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