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往事
走进复旦老校门，左拐经过档案馆，便是100号楼。这幢楼曾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以下简称“历史系”）的办公楼。1950年代末，楼内还曾短暂存在过一个名为“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机构。它与远在徐汇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有着不解之缘，是由历史所并入复旦后组建的。此次合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教学、科研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成就了一段学术合作的佳话。关于这段过往，余子道先生曾撰回忆文章、马军研究员曾有论述（余子道：《上海史学界两支队伍的一次全面整合——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历史研究所合并经纬》，余子道著：《余子道文集》，1201-1207页；马军：《故纸与往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史文论集》，286页）。近年，笔者因撰写历史系系史论文，搜集不少“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资料，故撰此小文，重述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复旦大学100号楼（来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
机构合并与分工
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成立，是为历史所之前身。1958年8月，上海市委指示历史所与历史系合并。中科院上海办事处党委书记王仲良、历史所奚原、徐崙多次赴复旦磋商合并事宜，他们汇报称：“首先在组织上合并起来，九月底已将党员关系转去，对于涉及历史所在合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党内交换了意见，准备召开复旦历史系总支委员会讨论，一俟校党委批准正式合并方案以后，即着手进行合并的具体措施。”在具体工作方面，历史所遵照复旦校党委指示：“原有的研究计划，仍继续贯彻，并与历史系的科学研究计划合并成为一个科学研究计划，与复旦历史系除积极采取合并措施外，并参加系总支组织的学术思想批判。”（《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58年9月份工作简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81-1-268-41，以下征引档案仅写题名、档号）这意味着，合并后，历史所的组织关系并入复旦，但保留原有研究计划。同时，系、所共同制定新的研究计划，历史所编制和经费仍归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管理。同年10月25日，历史所正式迁入复旦。（《中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委员会关于建议将上海经济所、上海历史所的编制及经费全部从分院项下转划给社会科学院负责的报告》，A23-1-269-40）
历史所旧址（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自1958年10月“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到1959年9月底迁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前后正好一年。在此期间，历史系和历史所开展了不少学术合作。历史所筹建之初，即有与复旦历史系合作的设想。《筹建历史研究所》报告提议：“目前我院在上海的历史学研究力量上有李亚农一人，因此研究所的建立要采取和复旦及华东师大合作的方式，由教授兼任研究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关于建议在上海筹建历史研究所的报告》，C43-11-2-41）合并后，系、所的分工是：“历史系紧抓教学准备工作和教材建设，历史研究所大搞科学研究。”（《历史系紧抓教学准备工作和教材建设，历史研究所大搞科学研究》，《复旦》1959年2月14日，第2版）双方一同开会、布置研究计划、举办学术讲座。在1959年2月24日的大会上，“历史研究所代表刘仁泽在会上提出了今年的科研指标，如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料》《五四运动在上海》《英国在上海侵略史料选译》等书，继续编辑《1911-1926年大事史料长编初稿》300万字”。（《历史系师生跃马前进》，《复旦》1959年2月27日，第2版）
3月，历史系、历史所又决定联合举办学术讲座，“在之后的几周内，陆续有谭其骧教授《论曹操》、陈守实教授《论曹操与张鲁的关系》、周谷城教授《哲学与史学》、周予同教授《经学》、陈守实教授《公共财产之史的考察》等专题学术报告”。（《历史系教师决心活跃学术空气》，《复旦》1959年3月20日，第2版）同时，历史所研究人员还在复旦开课，如“刘力行讲授中国革命史，汤志钧协助周予同讲授中国经学史，徐崙向学生们作关于如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历史的学术报告，程天赋给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青年教师讲一二·九运动历史，洪廷彦介绍参与编写田家英主持的《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的情况和经验”。（余子道：《上海史学界两支队伍的一次全面整合——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历史研究所合并经纬》，1205页）
此外，双方还一同编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教材、编撰《大事史料长编》、撰写工厂史、公社史。《复旦》校刊报道：“历史系师生与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将紧密合作，积极开展各种科学研究活动，他们将对“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并借此提高“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材质量。他们将继续深入工农业生产实际，编写工厂史、公社史。”（《历史系紧抓教学准备工作和教材建设，历史研究所大搞科学研究》，《复旦》1959年2月14日，第2版）报道中，合作修订通史的计划颇值得注意。
筹建历史研究所的文件（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修订通史教材、合编史料长编
修订《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教材由历史系师生与历史所研究人员共同推动。此次修订与1959年初复旦校内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学生自己动手编写大学教材”的运动密切相关。（沈重：《首届五年制本科生的校园生活》，李国强主编：《复旦岁月》，第38页）1959年2月，“历四同学在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四个组，配合教师编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历史地图》，和协助历史研究所整理与编写《大事志》”。（《历史系同学普遍拟订跃进公约》，《复旦》1959年2月21日，第1版）胡绳武先生在总结共和国时期复旦历史系成就时也说：“我们组织了大部分教师和大部分四年级同学，开展了中国、世界两部通史的教材编写工作，通过这项工作，青年教师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学们独立工作的能力，也得到进一步的锻炼，不少同学更在搜集资料编写通史的基础上，撰写了专门论文。目前这两部通史的编写，基本上已经完成，并已开始印刷使用”。（胡绳武：《历史系飞跃的十年》，《复旦》1959年10月9日，第3版）杨宽先生也参与编纂《中国通史》，负责“原始、奴隶社会部分”，共十五万字。（贾鹏涛撰：《杨宽编年事辑》，第211页；《关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杨宽拟兼任复旦大学教授的通知》，B34-2-206-3）这两部通史连同《日本通史》《中国农民战争简史》《清代地理教学挂图》共有370万字。（《政治挂帅干劲足，众人拾柴火焰高：中文系历史系群众性科学研究开花结果》，《复旦》1959年12月26日，第2版）师生们“在编写过程中，中国史充分注意到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世界史则充分注意到亚洲各国人民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贡献”，此外各教研组还围绕古代史分期、农民战争等问题展开讨论，并撰写专题论文。这两部通史完成的时间在1959年10月前后。（《编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复旦历史系师生通力合作》，《解放日报》1959年6月7日，第3版）如今，从历史系资料室中可检出名为《中国通史》的自编教材，其部分章节为铅字印刷，部分章节为手稿，且字迹不一。因该教材章节不全，且无序言和出版信息，故尚难完全确定它就是历史系、历史所合编的《中国通史》。
历史系资料室藏自编《中国通史》教材内页（来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
复旦历史系师生亦参与历史所的研究计划，协助编纂大事史料长编。这部大事长编“是奉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之意而设立的专门项目，目的在于为将来编纂大型中国革命史资料集做准备。编纂工作于1958年开始，历时三年，1961年完成。中国科学院将此项任务的部分工作，交给上海历史研究所学者承担”。参与编纂的历史所学者有：刘仁泽、任建树、傅道慧、吴乾兑、金曾琴、齐国华、王天成，历史系师生亦参与其中。（熊月之、傅德华：《序》，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编：《（民国）大事史料长编》第1册，第1页）
编纂工作开始前，历史所派出四位学者赴南京考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辑“1927-1949年大事月表”的情况。考察归来后，历史所制定了《1911-1926年中国大事长编的工作方法（草稿）》，并于1958年暑期与复旦历史系学生一同编纂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关于1958年7月份跃进的情况简报》，B181-1-268-39）参编史料集的学生共有30人，他们从7月底工作到9月初，共抄写卡片180万字，编写大事志初稿108万字。历史所的报告书总结：“整个工作进程，大体为动员准备、摘录卡片、编写初稿三个阶段，同学们在工作过程中热情很高，干劲甚足，每人摘录一个月的卡片，少在九百余张，多至一千五百张，初稿编写在四至五万字左右。”（《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关于1958年8月份跃进的情况简报》，B181-1-268-40）1958年11月和1959年春节期间，历史所又两度与复旦学生合作编纂史料，并于1959年5月编成初稿”。（《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59年1月份工作简报》，B181-1-268-44；《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关于筹备工作的情况报告》，A23-1-269-34）得益于历史所紧邻徐家汇藏书楼的优势，师生们翻阅《时报》、《时事新报》等报刊、抄录卡片、编写条目的工作大多在藏书楼完成。（徐洁人：《藏书楼的新消息》，《文汇报》1959年9月14日，第6版）据考证，参编《大事长编》的历史系同学有李华兴、李祖德、陈申如、赵克尧、程栋、刘精诚、蒋公杰、樊树志等。（马军：《故纸与往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史文论集》，第20页）
这部《大事长编》完稿后以油印本存世，2008年影印出版时取名为《（民国）大事史料长编》。它丰富了学界对北洋时期史事的了解，是“十七年史学”时期重要的编年史成果。这次编纂任务给予历史系学生宝贵的实践机会，促使更多青年学生投身到史料整理和历史研究中。实际上，此类合作成果还有不少，这与当时鼓励撰写工厂史、公社史、村史、家史的“四史运动”不无关系。
《（民国）大事史料长编》书影
师生共编厂史、社史
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口号，掀起了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浪潮。（《陈伯达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3月11日，第7版）此后，上海历史学界召开多次座谈会，主导思想从“历史科学为生产大跃进服务”逐渐转向“兴无灭资”的学术“大跃进”。（《“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指出了我们学术思想革命的战斗方向——上海社联召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座谈会纪要》，《学术月刊》1958年第5期）在此氛围下，史学界提倡撰写工厂史、公社史。（赵庆云：《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此外，当时正实施“半耕半读”“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鼓励高校师生深入农村、工厂劳动，此举恰好为撰写厂史、社史创造了条件。（《发刊词》，《小高炉》1958年10月15日，第1页；《劳动是大学生必修课程》，《解放日报》1958年10月24日，第3版）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三次开会讨论工厂史、公社史的编纂问题，召集复旦、华师大、上海图书馆、上海师院、上海社科院的学者以及工人、农民代表交流经验。（《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会议记录》，C43-2-180-1；《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会议记录》，C43-2-180-108）当时编纂工厂史的目的是用革命斗争的历史、以忆苦思甜的方式来教育工人阶级，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加强他们的群众观点，进而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写好工厂史》，《解放日报》1958年12月16日，第4版；沈国芳：《把工厂史搬上舞台》，《劳动报》1959年3月11日，第5版；上烟一厂工人创作组：《从“烟草大饼”谈开去——怎样编写工厂史？问题在哪里？》，《劳动报》1959年3月21日，第6版）因是，下厂的首要目的是劳动，其次才是编史。据历史系姜义华先生回忆，当时他们需要到工厂劳动，参与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开展学生编书活动。（姜义华口述，熊月之撰稿：《姜义华口述历史》，第3-4页）
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藏《复旦》校刊（来源：笔者摄）
在这一波写史高潮中，历史系和历史所师生深入大中华橡胶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和虹桥人民公社，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共同编纂了厂史、社史。《大中华橡胶厂厂史》和《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的底稿现存历史所，据介绍“应该单纯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学生的成果，但那是在两家合并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即本所前身的成果，因为合并后双方曾共同制订1959年工作计划，而两书明列其中”。（陈雁、马军整理：《旧稿拾遗：上海工厂史料两种》，第2页）
2019年这两部厂史以《旧稿拾遗：上海工厂史料两种》之名整理出版，当年带领学生编史的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余子道先生回忆：“系党总支在1958年春按照学校党委的指示精神，筹划和组织在读的二、三年级学生，分别到市内的一个工厂边干边学，参加生产劳动，进行厂史调查研究和基层工作的锻炼，计划为期半年”、“我蹲点于大中华橡胶厂，与同学们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几度修订厂史的编写大纲和框架结构，以及文稿的审读。我还负责联系第二纱纺织机厂厂史的编研工作，自始至终积极参与其事”。（余子道：《走出“史学界”学子编厂史——史学专业教育改革的一次有益探索》，陈雁、马军整理：《旧稿拾遗：上海工厂史料两种》，第2、6页）这说明，两部厂史的编纂主力是历史系学生。
《旧稿拾遗：上海工厂史料两种》书影
历史系二年级的80多位同学和10多位教师负责撰写《大中华橡胶厂厂史》。截至1959年初，他们已经撰成稿件40多篇，10万余字，其中“全部厂史计划分为两部：第一部是以历史片段和历史故事为表述形式的厂史；第二部是叙述和总结三十年来发展历史的厂史”。一部分稿件于1958年11月底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徐家汇办公楼展出。（《历二下厂同学大写工厂史》，《复旦》1958年12月3日第200期，第2版）助教吴瑞武是大中华橡胶厂编史组的带队教师，他“和其他教师一起，迅速把各种资料整理得有条不紊，使大家感到非常方便。等同学写出大批稿件以后，他又和其他教师一起，热情地帮助修改提高，使许多同学的‘厂史片断’在报刊上发表，有的还被选入专册”。（《在斗争中成长——记历史系青年教师吴瑞武》，《复旦》1960年4月27日，第2版）还有同学结合调查到的史料，撰写《从大中华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大中华与邓禄普之争说明了什么》等论文，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写工农历史，受阶级教育：上海师院等校历史系师生在编史工作中得到提高》，《文汇报》1959年1月21日，第2版）
历史系三年级师生共38人负责撰写《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他们计划将厂史分为两册：“第一册写解放以前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英勇史迹；第二册写解放后工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及大跃进中的光辉史诗”。（《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历史系师生编写工厂史、公社史》，《复旦》1959年1月1日，第4版）历史系学生下厂后，听取了厂史组关于编写厂史问题的报告，随即分为十三个专题小组，访问了六七十名老工人，写成厂史片断，计划在1958年底完成厂史初稿。（《方向对头，大干特干：历三同学大搞工厂史》，《复旦》1958年10月4日，第4版）参加过编史的华士珍回忆：“大概1958年年底1959年年初，系里曾组织编写了《中国纺织机械机厂厂史》。朱永康（原文如此）老师带领，四五位同学参加，最后由朱老师执笔写成五六万字的稿子，几个人分头刻印”。（华士珍：《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日子》）不难看到，《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是由学生搜集资料，历史系教师负责撰写的，1959年底已基本定稿。（《历史系科学研究传捷报》，《复旦》1959年11月30日，第2版）
与此同时，历史所现代史组的研究人员和历史系同学还合作编写了《虹桥人民怎样走上人民公社化道路（初稿）》一书。1958年11月，15名复旦历史系学生和13名历史所研究人员前往“虹桥人民公社直属第一生产队”劳动。11月全体劳动，12月上旬搞宣传工作，发动农民写社史，12月下旬集中力量访谈、搜集资料、撰写提纲，很快完成初稿。（马军：《〈虹桥人民怎么走上人民公社化道路（初稿）〉是怎样写成的？》，公众号“上海史研究通讯”，2023年1月24日）1959年4月，复旦学生再度赴虹桥镇核对史料，作进一步修订。（俞兆鹏：《学术风气的熏陶》，李国强主编：《复旦岁月》，第61页）在编纂社史的过程中，历史系师生还采取“用真人真事编出连环画展览，组织流动宣传队在田头说唱，在联欢会上演出，出版社史黑板报，用典型史实编写扫盲识字课本，个别访问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引导农民回忆斗争史，较好地发挥了社史教育群众的作用。（《怎样编好人民公社史？》，《文汇报》1959年1月13日，第2版）
复旦大学历史系1952-56级毕业同学暨教师合影（来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
“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存在时间很短，1959年9月底即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迁回徐汇，更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期一年的机构合并自此画上句号。时间虽短，这段机构合并的过往是国家推进历史教学、科研的一次有益探索。师生通力合作，共同修史的事迹彰显了“十七年史学”时期青年一代学人探索新史学的蓬勃热情。随后的60余年中，系、所合作并非中断，双方在工运史、上海史、海外中国学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事业的发展、史学人才的培养作出相当贡献。回首来时路，群星的光芒闪耀自遥远的岁月，那不灭的微光，会照亮前行之路，当年涌现出的涓涓细流经过一甲子的发展，逐渐汇作澎湃向前的学术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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